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红军使用的是破烂不堪、为数很少的电信器材,除中央首长有电话外,大都靠步骑通信。梁骥投奔红军所带的电台,为红军的通信服务解了燃眉之急。这部旧式电台,至今还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骥被调到八路军总部电台工作,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战斗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梁骥冲破日寇的层层封锁,采取巧妙的隐蔽手段,保证了总指挥部与火线通信的畅通。由于成绩突出,梁骥被提升为总部电台四分队主任。
1941年反扫荡中,在部队司直机关与强敌遭遇的危急关头,梁骥冒着枪林弹雨恢复了通信联络,保证了战斗的胜利。1942年4月,梁骥调任晋察冀军区无线电一区队队长和军区无线电轮训队队长。当时,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靠仅有的电台和无线电报务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这关键时刻,军区决定创办一所通信学校,任命梁骥为副校长。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高兴,在梁骥为通信学校编制的《通信战士》小册子上专门题词,称通信工作是“千里眼,顺风耳”。学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每个人都写下了决心书,立志要为军队通信事业做出贡献。在上课时梁骥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无线电原理,讲无线电在通信上的应用,一言一语渗透了他对党的通信事业的赤胆忠心。
他负责创办的这所学校,为晋察冀各抗日根据地、敌占区、蒋战区的机关输送了一批无线电报务人员。
这期间,正是敌后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梁骥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部队驻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组织通信学校学员开荒种地,解决了大部分穿衣、吃饭问题,八路军总部特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
解放战争期间,梁骥历任第二野战军十四纵队通信科长、中原军区通信三分局政治处主任、第二野战军通信政治处主任,随刘邓大军渡江解放南京,后挺进大西南。重庆解放后,任重庆市军管会通信部长。面对当时猖獗的敌特活动,以及国民经济亟待恢复与发展的复杂局面,他知难而进,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片废墟上,迅速地恢复和开通了重庆市的电信和通讯业务,对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7年秋天梁骥夫妇台中堂夫妇郝洪涛五人在成县委院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