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唱《春天里》，知道的人不多，两个农民工旭日、阳刚一唱，网上点击几千万，唱得整个中国泪流满面，还有省委书记都流下了高贵的泪水。我不怀疑大家的真诚与善良，哪怕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他们内心也有柔软与脆弱的一面。看到大家眼泪悲伤成河——这些泪水不是出于施舍，而是由于感动，还看到那些不着边际的评论，禁不住问一句:农民工兄弟，你们读懂了《春天里》吗？流泪的观众，你们听懂了这首歌吗？
《春天里》恐怕可以称作波及范围最广与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误读。一首表达精神危机的作品却由遭受经济危机的农民工来演绎才能走红，这种错位本身就令人尴尬。更何况，以先锋与前卫著称的摇滚，永远只属于少数人才能听懂的艺术，现在却老少妇孺通吃，普罗大众不论文化高低皆可领悟，这多少也可以看成对当下文化飘零却故作高雅的绝妙反讽，唉，真是穿上马甲就有成了上等人，戴幅眼镜就成了知识分子。
我曾经十分不看好汪峰。许多人将他《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视作他创作的巅峰。在大多数摇滚乐爱好者看来，无知者总在混淆商业上的成功和艺术上的成就，这两首充满商业投机与虚假励志气息的歌曲实在乏善可陈，除了让人对戕杀艺术创造力的铜臭与市场倍加鄙夷外，让人听得没一点脾气。我当初是在一阵阵寒意中听了一点开头就将他们抛在一边了。大众的口味是一回事，自己的判断是另一回事，就象郑钧《灰姑娘》大众认知度再高，也不能取代《商品社会》、《幸福总是可望不可及》一样，就象我永远不会把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胖子的《朋友》、《我们等到那一天》视作摇滚一样。但我们却悲哀地发现：这些根本是在背弃摇滚精神的音乐却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走入各种由导演们带头起哄的万人舞台。
今天，如果还以崔健的标准苛求所有的摇滚歌手，不亚于一个三陪小姐在红灯区混了N年，还要求他冰清玉洁。毕竟此时此地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一点：当年摇滚的铁杆听众不再激情四射，早已被商业时代驯化成一群标准经济动物，而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又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一如贾樟柯所言，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平庸的，他们比我们还要保守。他所说的保守并非指两性关系而言，而是说他们不再去关注绝对理想、精神高度与普世价值这些东西。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摇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即便如郑钧、许巍这些坚持摇滚理想的歌手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在音乐中呈现出浓重的POP倾向。
好在汪峰还写了一些充满张力令人沉思让人震撼的作品，《春天里》就是其中之一。
汪峰出生在七一年，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何其幸运，时代给予了大伙一个令人无恨怀念值得献上所有致敬的八十年代。那个时代不可复制只可怀念，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废止，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无数的机缘巧合造就了弥足珍惜的十年，也造就了一个理想主义与人文激情高扬的十年。北岛曾说，“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那时候尽管也有不少问题，但人们依然相信明天会更好，“春光更明媚”，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不会忘记86年春晚张德兰的一首歌：《春光好》，“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 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我们的故事/说着那春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在我们心里 /我们慢慢说着过去/微风吹走冬的寒意/我们眼里我们眼里的春天/有一种深情”。如今这年头，怕是很难有人写出这么纯洁与唯美的歌曲了，一如重拍一千遍红楼梦，也不可能找出一个能超越晓旭姐的林妹妹一样。如果用一点考证学的方法，汪峰自称最喜欢的电影是《十七岁的单车》，他所指的“许多年前的春天”应该就是指曾经的八十年代吧，八十年代物质上虽然不够富裕，没有信用卡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感情没有归属，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只有对爱的幻想，但还是觉得一切没那么糟。（汪峰在这里用了一点春秋笔法，那时不糟，现时代呢？）因为他可以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那怕只有一把破吉它，唱的是无人问津的歌谣。只要自己喜欢，也就足够了。一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有精神上的自足空间，服从内心地生活便足矣。当他为追求艺术梦想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歌唱的时候，他或者相信有一天会走向成功，但他更满足于自弹自唱的快乐与自适，行吟歌手本身就是一种诗意，诗意与浪漫又为八十年代作了最好的注脚。
少不经事与年少轻狂只能代表过去，你一旦作为成人踏进社会，就不是无拘无束大闹天空的美猴王，而成了负责保唐僧上西天取经的孙悟空，紧箍咒总戴在头上，当自由自在与我行我素想再次兴风作浪时，它就会出面训诫与惩治。所以，你要剪去象征叛逆与个性的长发，而留起代表成熟与稳重的胡须。作为一个成年人，社会网络会将成功强加在他身上，立志改造社会的一批人最后都被社会改变了，当年的校园民谣《江湖行》里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那个曾是他们想要改变的世界，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成功，大家要学会让步，学会妥协，学会与狼共舞，学会与魔鬼打交道，只有这样，才能在城市的森林与人类的丛林里脱颖而出。个人以为，汪峰的一些伪摇滚，便是这种含着泪放弃艺术理想的产品，但不可否认，曲线救国的道路十分有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宽容汪峰以及其它摇滚歌手，就象我们不会去鄙视一个在城市里从事皮肉生涯却把这卖身钱寄给他兄弟交学费的女性一样。理想很浪漫现实很坚硬，谁都不可能谁心所欲为所欲为，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要装孙子，而不是学孙猴子。汪峰成功了，人们甚至将他与崔健相提并论，称他为新时代的摇滚教父。从物质上说，当然也有了香车宝马，有了可爱的小公主。
真正的危机与虚无却如影随形，一直不曾离去。很多象汪峰一样的七零后，他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梦想又可以通过努力实现梦想的时代，他们被称为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现在这些大叔们基本上走在接近成功或已经成功的路上，尽管“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与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工不同，汪峰的悲伤不是因为每月仅供糊口的工资，而是更深层次的关怀：为什么理想主义的坚守如此困难，有多少人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在一个自我加冕的和谐盛世里，他恢复了曾经的诗性，勇敢地写出了自己的反思：“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 ，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很多人不会理解，你一成功人士，名利双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迷惘什么？一个处于前现代的农民自然不懂这后现代的追求。这正是这首歌曲最打动人之处，本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出现的汪峰却众人皆醉我独醒地思索终极价值和当下呈现的问题。当年那些狂热迷恋文艺的青年去了哪里？他们还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吗？今天，技术与手段正不断丰富，目的和意义却在消失，物质与商品极度丰富，可人们的内心却一片荒芜，汪峰发出他的呐喊：我不快乐。郑钧也写过一首《私奔》反抗身体交流如此容易而心灵交流如此困难的社会风气，郑钧也不快乐。在表演中，汪峰用极度暗哑而绝望的声音，来营造和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巨大反差，让人在漫山遍野的绿色中感受到无所不在的荒凉。我脑海中久久盘旋汪峰演唱时一个久久的下跪，它代表了什么？忏悔，真诚，祈求抑或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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